8月26日下午，刘翔在微博上发问，配图是雅典奥运的会徽和他夺冠时的1363号号码簿，称体育局要么把他“买断”要么安排他去当教练，让网友帮他出主意。深夜他又发文表示自己并没有真正离开体制，而是十年来未被允许走，人们现在要给他“安置”，二选一令他困惑：没有执教经历贸然上岗怕误人子弟，“买断”一词又陌生，觉得没有第三条路可选。并在评论中透露与上海市体育局有广告分成的情况，从而把问题进一步指向了利益分配。
这场纠纷的核心，归根到底是“体制”问题：留在体制内还是走出体制。退役运动员通常面临两条路径：有的人彻底跳出体制，追求个人事业；有的人扎根体制，承担相应职责。刘翔具有高知名度和商业价值，退役后保留体制身份的背后既可能是体育局不肯放人，也可能是他自身希望保留这种身份。不论如何，长期占据编制却不履职的状态，容易被视为“吃空饷”，这在体制管理上需要整改，相关责任人也可能被问责。
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姚明和王治郅。姚明退役后没有纠结体制身份，专注于个人发展，后来在2017年以聘任制出任中国篮协主席，七年间为中国篮球工作，身份转换较为清晰；王治郅则选择留在军体体系，作为现役军人和教练培养后辈，虽然受限于代言和联赛合同，但履行了体制内的职责，生活和工作都相对明确。两人分别代表了“走出体制”和“坚守体制”的两种可行路径。
刘翔的问题在于他既想保留体制内的身份和由此带来的资源，又不愿承担相应的工作和责任。按照现行规定，占用编制应当承担职能，不应成为占着名义不作为以换取收益的借口。国家和单位在处理类似问题时，既要遵守制度，也要防止因此造成公众对管理能力的质疑。若刘翔真想离开，体育局并不一定能强留；若想留在体制内，就应当像王治郅那样承担起应尽的职责，而不是继续以模糊身份获得利益分成。
综上，上海市体育局要求刘翔在“留或走”之间作出选择，更多是制度上的必要，而非单纯为难个人。双方在这段关系中的模糊处理导致了当前的尴尬局面，责任需要共同承担。对刘翔而言，现实的出路只有两种：明确离开，独立经营；或明确留下，承担实际工作，不再占用无实际履职的编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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